7月25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研究会在京召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工会”理论研讨会，聚焦数字时代劳动领域的深刻变革，研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路径，为工会工作改革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技术进步会带来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调整。历史经验表明，技术进步会替代部分岗位，但同时推动产业上下游关系发生变化，促进生产力提升，产品价格降低，服务需求增加，从而增加就业机会，每一次工业革命最终都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但对于特定微观个体来说，可能因岗位被替代而陷入失业，政策应更多关注结构性失业中的劳动者。要顺应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趋势，掌握和运用好新技术。优化完善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同时尽快建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关系，既承认平台用工的灵活性，又给劳动者划出最低收入、最长工时、职业伤害保障等底线，并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实时监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全总智库专家 都阳
应对数字时代多元、流动、算法化的新就业形态，从工会工作来看，一是应深化平台建会入会工作，构建更加灵活、广泛的工会服务体系；二是推动建立新就业群体终身教育培训体系；三是完善劳动风险预警机制；四是推动平台建立协商沟通机制；五是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立法完善。可以通过以下路径进行优化：一是构建数据驱动的精准服务机制，加快数字化转型，利用行为画像技术，实现工会服务个性化推送。二是打造全周期职业发展支持体系，借助职业院校、工匠学院等平台，建立“安全+技能+认知”三维培训课程。三是建立多层次劳动风险防护网。四是嵌入平台治理结构，推动平台设立算法评估机制，建立劳动者数据权利清单。五是完善组织机制，提升治理能力，构建区域劳动风险动态监测系统。
——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全总智库专家 王春超
当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为增加收入，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或跨平台接单，但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报酬并未同步增长，反而下降。这种现象易导致劳动者过度劳动，身体健康、家庭关系、社会参与都受到影响。其背后成因主要在于平台与劳动者的不对等——劳动者既没有算法知情权，也没有议价能力。为缓解这一现象，应加大行业性集体协商力度，协商锁定平台抽成上限，采用公开透明的计价公式，重点将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纳入区域性工资协商。以分配结果公平为导向，借鉴部分地区优秀经验做法，推动政策从过程合规转向实质效果。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工资收入调控研究室主任、全总智库专家 王霞
根据对北京市外卖配送员的调研数据，总结出其对于参加社保意愿的规律：一是年龄敏感性，25-55岁群体参保意愿最强；二是职业稳定性依赖，从业6个月以上的骑手参保意愿显著增强；三是收入阈值效应，月入超6000元的外卖配送员更愿规划长期保障。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来说，现行的“自愿参保”原则已不适合，要进行强制参保与制度适配改革。这不仅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需要，也是保障社保基金可持续性的关键。一是设立参保缓冲期，允许补缴，免滞纳金；二是推行阶梯化缴费基数，进一步匹配收入波动性；三是缩短最低缴费年限，确保流动性劳动者的基础保障；四是打通省际结算壁垒，通过APP实时展示养老金累积收益，以可视化数据消除参保疑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全总智库专家 范围
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立法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劳动关系认定能否回避、“三分法”是否可行、立法形式和权益保障路径如何选择等。对于立法路径，一是直面劳动关系认定问题，采用事实优先原则及举证责任倒置，即平台需自证非雇佣关系。二是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三层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包括针对普适性权利，加强反就业歧视、集体协商等；针对数字特异性权利，加强算法知情权、数据隐私权等；针对基准权利，以报酬权为核心，工时按业态差异化设定。三是建立新就业形态多主体用工的责任承担机制，以建立共同用人单位制度、平台企业的责任分担制度、平台企业“总包责任”制度明确主体用工责任。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处处长兼法学院院长 肖竹
（张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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